考古发现将延安筑城史推进到了距今4500年，具体是怎么回事？

筑城史这个提法还算靠谱。顾名思义，筑建城墙。筑城，也就是建造个围子把自己人围起来。但并非因为“繁荣”（一般是中心聚落或城市的特征）了才能筑城。说筑城史可以，说延安地区城市的出现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延安芦山峁遗址，以出土众多龙山时代后期的玉器而著名，但城墙的发现是最近的事儿，到目前为止还未见诸正式的考古简报或报告，故本人新著《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12月）尚未收录。

从媒体报道看，此处发现了两段夯土城墙，城垣围起的范围则不清。有趣的是，延安以北榆林地区的城邑，在龙山时代后期几乎均为石头城，最著名的要数神木石峁遗址了。上述石城遗址大致属老虎山文化（韩建业 2003），芦山峁遗址位于这一北方系统文化区的南缘。而夯土城墙既是因地制宜的产物，也不排除受到中原系统龙山文化的影响。看来，河套至晋陕高原石城系统与其南的夯土城系统的分界大致就在这一带。

进入龙山时代后期，内蒙古中南部的老虎山文化聚落群减少甚至消失。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偏南的陕北地区遗址的数量反而有明显的增多。据统计，在总面积约4.3万平方千米的榆林地区共调查确认了82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仰韶时代遗址125处，龙山时代遗址则达695处，是仰韶时代遗址的6倍（国家文物局 1998）。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很可能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趋于干冷导致局部环境恶化、人群大规模向南迁徙有关（戴向明 2016）。延安地区最早城邑的出现背景，也大体作如是观。

可见，任何文化遗存，都必须放在一个大的时空和环境文化变迁的框架内，才能窥见其历史意义。